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和留洋背景是“文革”前的历史条件所致，落选院士则值得探究。据了解，前些年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

像屠呦呦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而落选院士的，在我国并非个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比袁隆平晚一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

这些人是因为学术水平不高、科学贡献不大而落选院士吗？答案显然不是。从上述几位“落选院士”的治学为人风格中，人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袁隆平至今仍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扎在水田里研究超级水稻；李爱珍数十年如一日呆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如果不是因为她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恐怕还不为社会所知；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际”，还“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在会议上、个别谈话也好，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屠呦呦的老同事李连达院士语，笔者注）；饶毅则是出了名的“敢讲话”，研究之余还在自己的博客和国内外媒体上撰文，批评中国科技体制的弊端、教授不听讲座的浮躁学风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虽然因涉嫌学术造假而屡遭检举、质疑，却依然稳坐院士的宝座；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顺风顺水地当上了院士，风光于政、学、商诸界。

作为“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两院院士的评选无异于风向标、指挥棒，具有无可替代的引领、示范作用。其评选是否客观、公正，不仅事关院士群体自身的尊严和公信力，更影响着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热情，甚至海外留学人员的来去选择。

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落选院士，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两相比照，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给公众造成了怎样的印象？

 是该检讨、改进两院院士的评选标准、方法和程序的时候了。      

屠呦呦一人获奖不公平吗

     前不久，拉斯克基金会把2011年度临床医学研究奖授予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以表彰其在治疗疟疾的青蒿素研究中的贡献。这是被誉为美国诺贝尔奖的“拉斯克奖”设立65年来，首次授予中国科学家。这一迟到的国际认可在国内引发的，除了自豪、兴奋，还有不绝于耳的争议，和值得倾听的反思。

     屠呦呦的获奖，给中国科学界带来的应该不仅仅是一座奖杯。透过这面多棱镜，探讨分析其折射出来的现象与问题，对于推动我国的科技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不无裨益。

 “不能把团队的成果归于一个人”；“把奖颁给她一个人，对项目的其他参与者不公平”……自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以来，类似的言论就不绝于耳。

      我们不妨对青蒿素研究的历史稍作梳理——1967年5月23日，中国政府启动“523项目”，旨在找到克服抗药性的新型抗疟药物。科研人员筛选了4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但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1969年1月，年轻的实习研究员屠呦呦，以组长的身份加入该项目。经过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筛选，该小组最后把焦点锁定在青蒿上。受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启发，屠呦呦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提取青蒿素。1971年10月4日，她成功得到了青蒿中性提取物“191号样品”，该样品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为100%。

     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召开的抗疟药内部会议上首次公开报告的全部内容，引起参会人员的极大兴奋。在这一研究成果的启示、鼓舞下，云南药物所的罗泽渊与山东中医药研究所的魏振兴，也分别提取到含量更高的青蒿素。在此后的临床应用、结构测定和新药研发中，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李国桥、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周维善、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李英等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难看出，长达10多年的青蒿素研究的确是协作攻关的集体结晶。故此，屠呦呦在获奖感言中一再表示：“我想这个荣誉不仅仅属于我个人，也属于我们中国科学家群体，” “荣誉也不是我个人的，还有我的团队，还有全国的同志们”。拉斯克评奖委员会之所以把奖杯颁给屠呦呦，所依据的是三个“第一”：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第一个做了临床实验。

    以“第一”论英雄，也是其他国际科学奖项所遵循的共同原则。在历届诺贝尔科学奖中，就不乏这样的例子：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提出“测定生物大分子质量原始思想”的日本科学家田中耕一，比他晚一两个月发明更有效的测定方法的德国化学家米夏埃尔·卡拉斯和弗伦茨·希伦坎普只好望洋兴叹；20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首次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两位法国科学家西诺西和蒙塔尼，另一位为“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做出重大贡献的美国科学家盖洛则名落孙山；2009年诺贝尔物理奖，颁给了光纤通信的发明者高锟，而不是后来突破光纤工艺、实现产业化的美国康宁公司与日本仙台大学的学者……

     以“第一”论英雄，并不是推崇“个人主义”、否定其他参与者的功劳，而是旨在强调第一发现者在科学研究中独一无二的贡献。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茫茫黑夜中，是第一个发现者或发明人开启了希望的大门，为后来者找到了通往成功的路径，其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试想，在青蒿素研究中如果不是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的提取方法，之后的结构测定和药物改良就无从谈起，“东方神药”不知何时才能诞生。

     科学研究不是“记工分式”的简单劳动，而是不折不扣的智力冒险。只有尊重“第一”、崇尚“首创”，才能激发更多的勇者不畏艰难，向着光辉的顶点执着攀登。如果在科技奖励中采取“人人有份”的平均主义，不仅不公，而且有害：这样做不仅消解了第一发现者或发明人的价值，也会打击他们的创新积极性，阻碍重大原创成果的产生。

   

“屠呦呦现象”拷问科研评价机制

      尽管围绕青蒿素的发明争议甚嚣尘上，但屠呦呦的重要贡献依然为各方所接受。

     无博士学位、也无海外留学背景、头顶上更无院士桂冠，这个被很多人戏称为“三无人员”的老太太因为国际同行的一朝认可——摘取了号称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一说的国际大奖“拉斯克奖”，40年前的成果顿时复活，寂寂无闻的她乍然显赫一时。

     著名神经科学家、葛兰素史克研发部生物副总裁鲁白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屠呦呦等荣获“拉斯克奖”，促使我们反思中国科研评价体制的问题，这一“墙里开花墙外香”现象对此有着多重拷问。在刚刚结束的中国科协年会上，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也直言，青蒿素的发明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表彰和奖励，其中折射出的不少问题值得深思。

      中国科学开始被世界承认，但科学家很少被承认

    “他们完全有资格进入到院士的行列。”电话那头，鲁白对此不假思索：“而且很早就应该进了。”但是包括袁隆平在内的一批科学家的经历最终令人遗憾。这样的遗憾还在于，被世界公认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却长期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有网友在互联网上查询发现：关于青蒿素抗疟的研究成果在国内从未获得过一个一等奖。而在鲁白看来，这位年迈的科学家在近30年前取得的成果是在中国本土做出的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原创性工作，“堪称中国近代新药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斯坦福大学教授、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成员露西·夏皮罗，在讲述青蒿素发现意义时也给出如是评述：“在人类的药物史上，我们如此庆祝一项能缓解数亿人疼痛和压力、并挽救上百个国家数百万人生命的发现的机会并不常有。”

    9月中旬，全球最大的制药集团之一——葛兰素史克（GSK）中国研发中心将其设立的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颁给了因青蒿素而闻名天下的屠呦呦和热衷于砒霜研究的张亭栋，以表彰他们对生命科学及其应用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在中国本土做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原创性工作更为不易，更应受到鼓励和支持”，鲁白认为，今天中国科学的一个现状是，中国科学开始被世界承认，但中国科学家却很少被国际科学界承认。“我们希望借助于GSK这个国际品牌，帮助中国科学家走上国际主流学术舞台，也让全世界看到中国科学家对生命科学及相关技术发展的突出贡献。”鲁白对此充满期许。

     学术成就带来的利益超过学术本身

     对国内科学界的关注中，鲁白观察到一些让人担忧的现象。近年来，在一些国际著名的科学杂志上，有越来越多的来自国内科学界的论文，这说明中国科学在进步。但也不难看到有些作者不惜一切代价来迎合评审者提出的要求，以至文章中会出现一些不合理或与主体无太大关系的段落或图片。更有些作者编造篡改数据，弄虚作假，以求评审过关。少数甚至被揭露出来，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科学家的形象。鲁白感叹，这一切，正是一些科学家为了追求论文的影响因子的结果，“你要什么数据我就给什么数据，做科学哪能这样啊！”

    “科学研究成了简单的数数，数有多少《科学》、《自然》的文章，数论文的影响因子是多少，这样的文化太过急功近利”。鲁白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少人追求的不是科学论文，而是论文所带来的利益。”“科学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既可以满足个人的好奇心和对发现的兴趣，也能对社会做出贡献，给人民带来福祉。”但鲁白发现，现在国内是越来越多地将科学发现与金钱、地位、利益挂钩。国内外的对比如此强烈：“当上院士，就会有大房子，有车，享受很多特殊待遇，还常常有官衔相随，院士常常会坐到大会主席台上；而在国外，院士该排队的还是要排队，学术会议上根本就没有主席台一说，听人宣讲时，无论多大牌的科学家都是规规矩矩坐在台下。即使得了诺贝尔奖，也不见得有这样的待遇。”

    与国内科学家的接触中，鲁白逐渐在熟悉一种“新思维”：往往聊上几句，对方马上就会脱口而出这篇文章的影响因子是几点几分，与之挂钩的正是不少单位发表论文有多高的影响因子就能够带来多大的奖项和利益；而在一些世界著名的学府，大家关心的是做出了哪些重要的发现，没有人专门去数数有多少位院士，这些也同样为这种“新思维”所津津乐道。

    鲁白分析，其背后正是很多科学家关心学术成就带来的利益超越了学术本身，“这样的人评院士，争取的未必是学术的认同，而是背后的房子、车子、位子。他们根本没想过国家和民族的需要，或者一项科学发现是不是非常有趣。”一个最可怕的结果就是，科学家如果只想出文章，为了保证“成果”不断出现，就不会探寻科学的本源——去冒险、去走别人没走过的路。

     师从过诺贝尔奖得主，和不少国际科学大师共事过，鲁白从他们身上总结了一点，“追求新奇是科学家的一个基本特质”。鲁白就此开出“药方”：“学术成就应该与利益分开，让科学家把学术认可本身当成最大的奖励。”

    有些研究投钱太多反而害了科学家

     当年屠呦呦、张亭栋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巨大成就，如今科研投入越来越多，却鲜有世界性的成果，如何反思这一现象？鲁白认为，投钱多、实验室大不一定是好事，“有些工作需要花很多钱，但有些研究项目投钱太多，反而害了科学家。”事实上，不少科学家也曾反映，反而是在手头紧张时能够全身心放在研究的突破上；而手中一旦拿到一大笔钱，就得想很多题目来做，分散了精力；同时，如何分钱、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做到公平、不得罪人也成了始终悬着的心病。

     让鲁白难以想象的是，近年来国内一些实验室日益庞大，“不少实验室超过了20多人，很多是没有什么经验的学生。即使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科学领导者，也很难指导这么多人。最终实验室的科研人员成了流水线上的员工，没有创造性思维可言。”鲁白介绍，一些世界顶尖的研究所会有规定，一个助理教授只能带3个人，一个正教授也规定一般不超过6个人，“这就是鼓励大家去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做出来，而不是横跨很多领域”。

      在鲁白自己的实验室，一般都是保持5个人的规模，最多时也只有10个人，而且大多数人已有一定经验，并形成了梯队。鲁白就此呼吁，对于科学研究的评价，应该回归到一个常识，“不是做的东西多就是重要的”。鲁白介绍，令人称羡的是，世界上很多取得巨大成就的实验室一般都不大，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位于剑桥的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上世纪80年代初，固定研究人员只有69人，获诺贝尔奖却高达8人次，是全世界生物学实验室中获得诺贝尔奖密度最高的。

     在这家实验室，领导者有着这样的核心思想，“物色真正有原创思想的人，然后造成一种环境，使原创思想得以萌发而导致科学的突破”。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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