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获奖是一次学术“意外”吗

     9月23日，有“准诺贝尔奖”之称的美国拉斯克奖将其2011年临床研究奖颁给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以表彰她在发现青蒿素中做出的关键贡献。(见9月25日《新京报》)

     尽管对于这个荣誉业内不乏异议，但因为“最有希望夺诺贝尔奖”、“成就堪比袁隆平”等噱头“添油加醋”，屠呦呦俨然成了学术界的刘翔，承载了我国学术问鼎国际的荣光。而笔者最关注的，乃是屠呦呦的“三无”身份——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背景、无中国两院院士头衔。

     与她这次一鸣惊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无闻，新闻报道中“不善于交际”、“默默无闻地工作”、“持之以恒”、“不浮躁”等评语为我们拼凑了一位“纯学者”的学术风貌。借此，我们不妨深思，为什么诺贝尔科学奖对于我们来说一直是黄粱大梦？为什么国家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2年来8次空缺？或许，从屠呦呦身上能反衬出一些原因——比如浮躁盛行、原创匮乏。

     学术研究是一项戒骄戒躁的事业，最需要实事求是，有一分成果说一分话，但实际呢？“成果”漫天飞舞，“成就”遍地皆是，自吹自擂者层出不穷，瞒天过海者不一而足。而且学术商业化之风日益浓厚，不以学问论英雄，而以“项目”说成败，有的学者不再把科学研究当作天职，而把提职称、镀金身、凑成果、开公司、拉项目等当作“本分”，老师成“老板”，知识分子沦为“知识混子”。如此浮躁的学术土壤之下，有多少人能像她那样甘于“三无”，勇于忍受寂寞、克服浮躁专心研究？

    近年来，从学生到老师，从教授博导到院长、校长、院士，论文造假、学术抄袭此起彼伏，以至于“不搭院士身份，抄袭难成新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保生就曾坦言，“现在高校教师每年发表论文十几万篇、专著近万部……恐怕其中90%没有什么创新，只是东抄西凑”。缺乏原创性成果，即便我们能产出再多味同嚼蜡的“论文”、东拼西凑的“专著”，不也是无效劳动吗？

     有人曾经明言，如果爱因斯坦生在中国，他既评不上教授，更评不上院士，起码，他发表的论文数量就不达标（尽管每一篇都震撼世界、“开宗立派”）。遗憾的是，还有一些人对这种体制洞若观火却无动于衷，知之甚详又视而不见。

      屠呦呦能获得拉斯克奖，难道真是学术界的一次“意外”？

9月中旬，国内开始传出消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屠呦呦获得国际大奖——美国拉斯克奖。此前的8月22日，著名学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发表《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较详细地介绍了屠呦呦和张亭栋，一部分读者认为饶毅准确命中大奖结果。由此，在宣布永不参选院士之后，饶毅又一次成为新闻热点中的热点人物。近日，饶毅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以下是访谈精华。

 屠呦呦获奖跟饶毅基本无关

     《瞭望东方周刊》：在屠呦呦荣获拉斯克奖之前，您曾写文章对她及其贡献给予较详细介绍，有人认为你具有“国际水准和超前眼光”，也有人猜测你是否在里面发挥了什么促进作用。真的是这样吗？饶毅：她得奖应该说基本和我无关，只是我研究青蒿素历史较长时间，知道其工作的重要性。钱永健拿诺贝尔奖前三天，我也写了文章，自然同样不是因为我钱永健得奖。8月份那篇博文我也不是写屠呦呦一个人，还写了张亭栋，他们俩的事情都是一个类型。曾经有人听说我在研究青蒿素，就通过中间人间接来咨询我，关于“在发现青蒿素贡献上，屠呦呦和另外一个人的贡献”我回答，“屠呦呦肯定是第一人，另外一位不是前三。”

    《瞭望东方周刊》：近期跨国制药企业葛兰素史克（GSK）的一个“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恰好也颁给了屠呦呦和张亭栋，听说你参与了这次评奖？

     饶毅：我是这个奖项的评奖委员会是鲁白为主席，我是成员之一。我写那篇博文的时间是因为GSK评奖。 在GSK奖提名的时候，都要给自己推荐的人写一些推荐理由。最初我只写了两三句话，但GSK评奖委员会）要我多写一些，最后我就索性写成了一篇文章。资料我和张大庆合作带的研究生黎润红收集的，此前她也已经写过一篇硕士论文，专述青蒿素前期工作。

     投完票以后，又碰到院士选举过程媒体突然对我关注，我觉得需要减少对我个人的关注，我就将那篇文章贴到博客里面，希望转移一下公众注意力，让大家关注屠呦呦和张亭栋以及他们的工作，比我个人是否当选院士更有意义。

     没能见到屠呦呦实验原始档案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文章《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修改版）中删改了原文中“人无完人 实事求是”部分中关于屠呦呦私藏原始材料的内容，为什么？

     饶毅：对于青蒿素的历史，我感兴趣有约十年，还曾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招收过一位研究生，他的课题就是青蒿素。后来和北医的张大庆老师联合带了一名研究生，她这几年收集了很多资料，包括军队收藏的资料、多方面人物的访问。

     有关“523项目”的成果归属争议很多，不过，我们文章发表前后，从参与项目的人反馈来看，可能我们这篇文章是为多数参与“5-23项目”的科学家公认程度最高的。

    事实上那句话我并没有删除。（瞭望东方周刊注：博客原文中引起关注的一句话是“我自己和屠呦呦交流也觉得有一定困难，特别是不欣赏她把中医研究院的原始材料都收藏在自己家，不交出来给研究院，也不给我们看。”在后来的《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修改版）中此句经改为“我们作为无争议方试图和屠呦呦交流也有一定困难，不理解她把中医研究院的原始材料至少有段时间收藏在自己家，不愿给我们看。”）虽然我们明确屠呦呦的贡献，但很多人可能会好奇争议是否都是其他人的问题，我们留下这句事实，只是公平地间接表示不能都怪其他人。我们当然还知道争议的其他方对屠呦呦的意见远超过这种程度。我们希望大家心平气和，讲清楚各方没有矛盾的部分，再讨论有矛盾的部分，不要争论的稀里糊涂。应该是得到合理的认可，而不是大家都得不到认可。迄今为止，争论导致参与523任务的人都受损害，而不是多个科学家理所应当的得到认可，这是比较悲哀的。拉斯卡奖以后，如果不妥善处理，可能好事变成坏事。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办”的跟帖称“私藏原始材料”的说法不属实。我们经过核实，此帖的确为其官方意见。你们究竟经历过怎样的情况？

      饶毅：我们经历的真实情况是，最初我的研究生去采访屠老师的时候提出过原始数据的问题，但是问不到。最后，我委托其系统内部相关同志去问这个事情，最终那位同志也是无功而返，表示“无可奈何”。

      既然已经核实我文章后面的跟帖是其单位的意见，那么肯定有人或有机构在说谎。事实上，此后中医研究院内部还有人告诉我们，在我们博文出来以后，中药所获得部分屠呦呦“保存”的资料，不过还是不全。这些内部人士告诉我们的准确，还是中药所官方声明准确，就要大家用“中国式的估摸”去推测了。要平息猜测，中药所只要将原始材料提供给研究者看就可以。事实上，需要完全公平的确定各家单位和研究者的贡献，不仅中药所，云南、山东、广州、上海和广西的主要相关单位都应该将原始资料的复印件给第三方，比如给国家评奖机构，这样，可以获得更多信息，分清到底谁起了多少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围绕着“功劳是否应该归功于屠呦呦一人”，一直都在争论。有人认为你的这篇文章似乎在高度评价屠呦呦，进而试图平息这种争论？

     饶毅：虽然我们认定屠呦呦的成就为第一，但并不否认其他人的工作。应该肯定大家分别的作用。屠呦呦课题组内的人、组外的人对她也都有一些意见，我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他们还有来信。有人诟病她的一些做法，比如引用文献时删除其他作者、提前自己的位置，应该改正和避免发生。我们认为，他们应该明确各人的工作，谈事实，而不要意气用事，争取双赢而不是双输。

     中国科研缺乏扎实做事的风气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青蒿素这段科学史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对比这些年的科研环境、条件、成果，你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饶毅：青蒿素的科学史在今天最大的启示是“扎实做事”。发现青蒿素的工作不是天才的工作，而是平凡的人通过认真的工作，即使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也作出的杰出的成就。青蒿素是通过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工作才发现的，这是青蒿素科学史里蕴含的最大的经验教训，也是对今天人们最有价值的告诫，而中国目前的科研风气很缺乏这点。

     屠呦呦及其小组成员，以及参与“5-23项目”的科学工作者都不是天才，不是杨振宁、李政道式的有非凡才能的人。但在他们参与“5-23项目”后，他们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做研究，在机遇来临的时候，他们能够把握并把工作做好，没有简单放弃，最后他们的成就挽救了人的生命。事实上，屠呦呦的教育背景和才华并不非常突出于她那一代，只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屠呦呦当时职称还是“实习研究员”（低于助理研究员），直到1979年才升为副研究员。文革期间，有点资历的科学家很多都被打击，或者其他原因“靠边站”了。

     屠呦呦的先驱们

    《瞭望东方周刊》：网上有人在一些博客或者新闻报道跟帖中称，在那个特殊年代，屠呦呦老师曾受高人指点？

     饶毅：直接的“高人指点”没有。但是，寻找青蒿素的整套方法，我国科学家几十年前已经做过。青蒿素也不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从中药发现抗疟药。研究青蒿素的途径于前人途径相似。从中药中发现抗疟药物，早在1940年代中国科学家就做了。

    当时，陈果夫提倡用常山抗疟，程学铭等研究了常山。研究常山最有成效的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张昌绍教授。他那时在重庆的中央卫生实验院，带领助手周廷冲等，首先辨明多种所谓常山中哪种植物真的有效，他们直接用人验证常山治疗疟疾的疗效。然后，他们用鸡的疟疾模型研究和纯化的常山中的生物碱，发现其中三种分子有作用。所以从抗疟作用到发现特定的分子，张昌绍和他的同事们全部做过一遍。他们发表过多篇相关论文，包括1946年的《科学》和1948年的《自然》。常山之所以没有得到广泛应用，是因为副作用大而被放弃。张昌绍教授1930年代留学英国，1967年在文革中不堪受辱而自杀。

    1970年代，余亚纲等人从书中总结抗疟的方子，他和顾国明用鼠疟的模型检测了多种中药，其中雄黄和青蒿都有作用。因为担心雄黄的副作用，他们没有继续做雄黄，而认为青蒿有苗头。他们也告诉了屠呦呦自己的结果，屠呦呦可能当时还在做胡椒的抗疟作用，其后她让课题组的人重复了青蒿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她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发现提取物的作用稳定、而且效果更明显。这个结果大大提高了科学工作者对青蒿的注意力，几个组都做。屠呦呦小组的钟裕容首先纯化到现在被称为“青蒿素”的化学分子。